真实世界

前言：谋略真的比道义更重要吗？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，历史上的谋略故事更是伴着历史流淌千年，如春秋战国孙子兵法，楚汉之争范增张良，三国鼎立谋臣如林，至今为人津津乐道。以至于崇尚谋略的中国人，渐渐变得无谋略不敢行天下。不是因为有勇无谋可怕，而是因为社会凶险，无谋难自保、难成事。 现如今，中国人把这种谋略推而广之，用于朋友，用于同事，用于工作，用于生活。于是，我们的社会面临一个大问题：大多数国人不知道名利财富的源泉是什么，只知道耍手段、玩阴谋，急功近利，坑蒙拐骗偷。因此就有了无休无止的内斗，欺诈、倾轧、阿谀、诡谲之术横行无忌。很多人完全丧失精神和道义，以黑社会、罪犯、人形动物的方式生活着，而且意犹未尽。 因此，我们中国人成为一个高内耗的民族，用80%的精力来对付人，而只用20%的精力来做事。进而，邪恶的人用80%的精力算计人，只用20%的精力来做事；善良的人必须用80%的精力来对付邪恶的人，否则就一事无成。这难道不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吗？… 我们习惯以成败论英雄，以为只要成功就可以不择手段；我们更习惯把人生的每一步都当做战场，警惕盘算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只是，谋略真的比道义还要重要吗？失去了生命的真善美，我们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？ 刘邦“开国”，王莽“篡位” 秦朝末年，刘邦成功颠覆秦朝的残暴统治，并从楚汉之争中胜出，成为一代开国皇帝汉高祖。及至西汉后期，社会危机深重，政治动荡，人心思变，整个社会流行所谓汉室当“更受命”之说。这种思潮为王莽代汉创造了一个舆论上的思想准备。西汉后期由于土地兼并，灾荒，经济凋敝，所以人心浮动，阶级矛盾尖锐，人民起义不断。王莽代汉正是适应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基本思潮——人心思变，社会思治——这一实际情况产生的。 他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新政。屡次改变币制，更改官制与官名，削夺刘氏贵族的权利，引发豪强的不满。王莽的新政，很多具有超前意识，却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，甚至遭到了传统保守派的重重阻挠。11年，黄河改道，灾民遍野。天凤四年（17年）各地农民纷起反抗，形成赤眉、绿林大起义。地皇四年（公元23年）绿林军攻入长安，混乱中他为商人杜虞所杀，新朝灭亡。汉光武帝刘秀恢复汉朝，史称东汉。功败垂成的王莽从此成为“乱臣贼子”，与大功告成的刘邦相比，简直天壤之别。再次验证了成王败寇的结局。 张角：胜时“大贤良师”，败时“黄巾贼” 东汉末年，各地战乱不断，阶级矛盾愈发尖锐，加之瘟疫流行，当权者横征暴敛，使各地不断爆发小规模的群众起义。尤以冀州最为严重，于是张角便带着两个弟弟前往冀州培养弟子、吸收教众。太平道起初以济世救人为宗旨，后来传播“苍天已死，黄巾当立；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”的箴语，企图推翻汉王朝的残暴统治。张角自封为“大贤良师”，一呼百应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因为起义事泄，使得黄巾起义被迫提前举行，后来在汉王朝各方势力的镇压下，张角等核心人物先后病死，黄巾起义宣告失败。 黄巾起义可以说是东汉末年最大一次规模的人民起义，它是导致汉王朝直接灭亡的导火索。然而起义规模远远大于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黄巾起义，但在历史上却得不到公正的评价，罗贯中在《三国演义》里更是蔑称他们为黄巾贼。 结语：大道本无术，捣鬼小雕虫 我们自古以来，对客观事物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总是稀里糊涂，却把聪明和才智，用在揣摩计谋权术等雕虫小技方面。在战争方面，我们写不出一部像克劳塞维茨《战争论》那样博大精深军事著作，却不乏《谋攻》、《三十六计》等等小计谋。在政治方面，我们缺乏霍布斯、洛克、孟德斯鸠、休谟那样深刻的政论家思想家，写不出像《利维坦》、《政府论》、《论法的精神》、《人性论》等伟大著作，更缺乏对人性监督制约的“三权分立”的精彩构想，却精于人际关系阴谋阳谋设圈套挖陷阱等。对此，中国人自作聪明，自我感觉异常良好，从来缺乏深刻反思。 大道本无术，捣鬼小雕虫。鲁迅说得好：“捣鬼有术，也有效，然而有限。所以以此成大事者，古来无有。”对人性、对社会、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，才是真正的智慧。权谋之术或许更适合争斗厮杀的战争时代，并不适合公平互利的现代社会。这个社会没那么多敌人，何必斤斤计较于得失成败呢？人格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，真善美才是我们最需要的。      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