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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能不能只靠谋略?

前言:谋略真的比道义更重要吗?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,历史上的谋略故事更是伴着历史流淌千年,如春秋战国孙子兵法,楚汉之争范增张良,三国鼎立谋臣如林,至今为人津津乐道。以至于崇尚谋略的中国人,渐渐变得无谋略不敢行天下。不是因为有勇无谋可怕,而是因为社会凶险,无谋难自保、难成事。 现如今,中国人把这种谋略推而广之,用于朋友,用于同事,用于工作,用于生活。于是,我们的社会面临一个大问题:大多数国人不知道名利财富的源泉是什么,只知道耍手段、玩阴谋,急功近利,坑蒙拐骗偷。因此就有了无休无止的内斗,欺诈、倾轧、阿谀、诡谲之术横行无忌。很多人完全丧失精神和道义,以黑社会、罪犯、人形动物的方式生活着,而且意犹未尽。 因此,我们中国人成为一个高内耗的民族,用80%的精力来对付人,而只用20%的精力来做事。进而,邪恶的人用80%的精力算计人,只用20%的精力来做事;善良的人必须用80%的精力来对付邪恶的人,否则就一事无成。这难道不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吗?… 我们习惯以成败论英雄,以为只要成功就可以不择手段;我们更习惯把人生的每一步都当做战场,警惕盘算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只是,谋略真的比道义还要重要吗?失去了生命的真善美,我们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? 刘邦“开国”,王莽“篡位” 秦朝末年,刘邦成功颠覆秦朝的残暴统治,并从楚汉之争中胜出,成为一代开国皇帝汉高祖。及至西汉后期,社会危机深重,政治动荡,人心思变,整个社会流行所谓汉室当“更受命”之说。这种思潮为王莽代汉创造了一个舆论上的思想准备。西汉后期由于土地兼并,灾荒,经济凋敝,所以人心浮动,阶级矛盾尖锐,人民起义不断。王莽代汉正是适应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基本思潮——人心思变,社会思治——这一实际情况产生的。 他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新政。屡次改变币制,更改官制与官名,削夺刘氏贵族的权利,引发豪强的不满。王莽的新政,很多具有超前意识,却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,甚至遭到了传统保守派的重重阻挠。11年,黄河改道,灾民遍野。天凤四年(17年)各地农民纷起反抗,形成赤眉、绿林大起义。地皇四年(公元23年)绿林军攻入长安,混乱中他为商人杜虞所杀,新朝灭亡。汉光武帝刘秀恢复汉朝,史称东汉。功败垂成的王莽从此成为“乱臣贼子”,与大功告成的刘邦相比,简直天壤之别。再次验证了成王败寇的结局。 张角:胜时“大贤良师”,败时“黄巾贼” 东汉末年,各地战乱不断,阶级矛盾愈发尖锐,加之瘟疫流行,当权者横征暴敛,使各地不断爆发小规模的群众起义。尤以冀州最为严重,于是张角便带着两个弟弟前往冀州培养弟子、吸收教众。太平道起初以济世救人为宗旨,后来传播“苍天已死,黄巾当立;岁在甲子,天下大吉”的箴语,企图推翻汉王朝的残暴统治。张角自封为“大贤良师”,一呼百应。然而不幸的是,因为起义事泄,使得黄巾起义被迫提前举行,后来在汉王朝各方势力的镇压下,张角等核心人物先后病死,黄巾起义宣告失败。 黄巾起义可以说是东汉末年最大一次规模的人民起义,它是导致汉王朝直接灭亡的导火索。然而起义规模远远大于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黄巾起义,但在历史上却得不到公正的评价,罗贯中在《三国演义》里更是蔑称他们为黄巾贼。 结语:大道本无术,捣鬼小雕虫 我们自古以来,对客观事物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总是稀里糊涂,却把聪明和才智,用在揣摩计谋权术等雕虫小技方面。在战争方面,我们写不出一部像克劳塞维茨《战争论》那样博大精深军事著作,却不乏《谋攻》、《三十六计》等等小计谋。在政治方面,我们缺乏霍布斯、洛克、孟德斯鸠、休谟那样深刻的政论家思想家,写不出像《利维坦》、《政府论》、《论法的精神》、《人性论》等伟大著作,更缺乏对人性监督制约的“三权分立”的精彩构想,却精于人际关系阴谋阳谋设圈套挖陷阱等。对此,中国人自作聪明,自我感觉异常良好,从来缺乏深刻反思。 大道本无术,捣鬼小雕虫。鲁迅说得好:“捣鬼有术,也有效,然而有限。所以以此成大事者,古来无有。”对人性、对社会、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,才是真正的智慧。权谋之术或许更适合争斗厮杀的战争时代,并不适合公平互利的现代社会。这个社会没那么多敌人,何必斤斤计较于得失成败呢?人格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,真善美才是我们最需要的。       ...
Posted: 五月 2nd, 2012
Categories: 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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